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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研成果 红色才女杨刚的一生 
红色才女杨刚的一生
来源: 发布时间:2016-12-22 10:10:00
 

杨刚,原名杨季徽、杨缤,祖籍湖北沔阳。沔阳,北有汉水,南有长江,因此水害连年,当地的一则民谣道出了沔阳的苦难: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杨刚的家庭,就是旧中国众多穷困不堪的家庭中的一个。祖父早逝后,撇下25岁的祖母独立支撑一贫如洗的家庭。当杨刚的伯父、父亲在清末的考场上大显身手、连连获得成功时,这个家庭便突然富贵起来:杨刚的伯父当上了广东省的地方官,父亲则由武昌守备做起,历任江西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

1905130,杨刚出生在江西萍乡父亲杨会康的任所里,族名杨季徽,上有3个哥哥和3个姐姐。由于杨刚的祖母特别讨厌女孩,所以杨刚曾辛酸地回忆说:我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女孩,祖母永远不能饶恕我,也不能饶恕我母亲。至于父亲,她在1931年用英文写就的《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里说,他总像是在以十足的镇定和威力在指挥着什么……他平时虽然沉着安详,脾气却很暴,有时会无缘无故发起火来……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一旦他认准了的事情,即使是错的他也要坚持下去。显然,父爱是没有的。对于母亲,杨刚则是非常欣赏的:出身富绅,没有文化,心地善良,对人忠厚,慷慨大方,见义勇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在丈夫面前,她既不甘拜下风,更不屈从,不喜欢听凭丈夫的指使,即使丈夫理由充足,也不肯接受。她有一般女人少有的坚毅、勇敢精神。辛亥革命后,沔阳一带土匪蜂起,经常明火抢劫。这时,她便成了对付土匪的总指挥。她把丈夫和他的姨太太、孩子、女仆分批护送走,而自己则同厨子、男仆和朋友留在家里,分路把守。她性格的另一面——善良、仁慈,远近闻名,镇内外不少穷人向杨家求援,她从不拒绝,总是在吃食和衣物上给予帮助。每逢他们遇到婚丧,她更是热情相助,不等他们求上门来。

在这样的大家庭中,杨刚遗传了父亲的暴躁执著和母亲的坚毅果敢。

5岁时,杨刚进入家塾,开始了那个时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古籍。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式教科书及地理。杨会康认为,应当让孩子读些实用的西学,因此他特别反对孩子读闲书,不要说《红楼梦》、《西厢记》不许读,连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在被禁之列。

1911年,杨刚回到沔阳家乡,继续在家塾学习。关于自己的家塾生活,杨刚在《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残稿《童年》中有过一段具体的描述:

从六点钟起床,一直念到夜里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歇口气。……我们每天要念上十八个小时的书,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夏天才准许我们中间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绿豆粥……整天都望着塾师那冷酷、怒气冲冲的脸,听着兄弟姐妹们挨骂哭泣的声音……我们一边念书,一边却留意听着街上卖糖的吆喝声。……所谓学堂不啻是座监牢,塾师不过是个狱吏。我们竭力想摆脱他。挨打之后,我们就越发恨他了。

1922年,杨刚进入江西南昌美国教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随即改名杨缤,并以贞白为笔名开始写作。在校期间,杨刚表现出与众不同:不爱管闲事,却爱帮助人;不谈论芝麻小事,却爱与同学谈论政治;家庭是革命对象且受到过革命的冲击,却热衷于革命。

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生们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杨刚和好友廖鸿英、谭诲英代表葆灵女校参加了全市学生总会的活动,上街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解革命道理。在班上,她还冒险带头剪掉辫子,以实际行动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192611月,北伐军占领了南昌,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在那个难忘的庆祝集会上,杨刚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及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之后,经南昌市学生总会的联系,南昌各教会学校也首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经过全校民主选举,廖鸿英当选葆灵女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谭诲英为英文秘书,杨刚为中文秘书。从此,校内外的一切活动,就由学生自治会负责:凡有事情,她们就在饭厅里饭前饭后向同学们报告,征求意见,作出决定。对杨刚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社会生活,动荡的中国社会陶冶着她,使她在不大熟悉的政治跑道上找到了起点,并在自己尚未成熟的思想里坚定了人生的选择。

1927年春,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标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大屠杀带来大混乱,当年67月间的南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这时,杨刚从葆灵女校毕业了。由于平时和毕业考试成绩优秀,杨刚经学校推荐,免试直接进入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

19279月,在三哥的帮助下,杨刚告别故乡来到北京。这时,古都一片肃杀,秋意逼人,但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林荫小道却冷静地欢迎这位湖北姑娘。在英国文学系读书期间,杨刚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学识,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风度,很快赢得了美国女教授包贵思的好感,并逐步建立起深挚的友谊。这时,她开始用笔名杨刚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

1927年底至1937年,杨刚基本上学习、生活、工作、战斗在北平。这是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无论是她的政治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是如此。

在大学,她是一位活动家。1928(一说1930年左右),她在满城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北方学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1930420,他们举行示威游行预演,大约50名学生被捕。为了营救他们,杨刚参与组织燕大营救团体,筹措狱中同学的生活用品,时常入城集会,筹备纪念活动。整整一个夏天,她都没有休息。每天一早5点起身,一直忙到深夜,有时整天不吃饭,深夜才回到宿舍。她说:生活是那样充满了工作,我感觉到了活着的价值。

193081,事先筹划好的由学生、洋车夫、士兵参加的示威游行照计划进行。游行开始后不久,军阀阎锡山出动两倍于游行者的便衣侦缉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者袭击,杨刚不幸被捕。期间,敌人以毒刑拷打来检验杨刚的抵抗力,企图逼她招供。但是,她不是一个弱女子,死亡也不会使她屈服。我没什么可供的,随你们怎样吧。我既然给你们抓来了,就不打算活着离开。

两个星期后,张学良挥师入关,阎锡山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败北,他的司令部离开了北平。于是,杨刚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监狱。

这次狱中的酷刑,没有磨掉她的棱角,却大长了她的锐气,杨刚还是杨刚,更加坚强的杨刚!出狱后,她又回到燕大,多次参加北平党团市委联合召集的西郊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的问题。作为唯一与会的女同志,杨刚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她是一个辩才。

期间,杨刚还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她和谢冰莹、潘训(潘漠华)、孙席珍等作家往来、唱和,共同发起成立北方左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北方左联虽然不像上海左联影响那么广泛、深远,作家也没有那么多,但它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翼,也是那个时代革命文学的火种和旗帜。1932年秋,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随即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结婚。

毕业前夕,她因与党组织负责人发生口角,竟导致退党(1938年重新入党),这是她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关于这件事,她在一份自传中有过详细的说明:大学毕业那年秋天,杨刚的同班党员都已经离开学校,党小组由一位性格古板、工作方法生硬的山东同志负责。那时,杨刚病后身体虚弱,需要时时躺下休息,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于是向那位山东同志请假。这位山东籍负责人没有答应,批评她怠工。杨刚说:你们说我怠工,我就算了。我不能工作,我退党!这就是她退党的细节。对此,她后来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不过,这个偶然事件反映出杨刚当年是多么的阳刚

事实上,杨刚对革命很忠诚。在她的暗中动员和长期帮助下,二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也走上革命道路。同宗兄长、科学家杨显东也是在她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服务于革命的道路,杨显东称杨刚为革命的启蒙老师。几十年后,杨显东还记得杨刚对他说过: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作家萧乾和杨刚于1929年相识之后,就不断从杨刚那里得到规劝和启示,成为一生的挚友、益友和畏友。在回忆文章中,他感慨系之:在帮助一个朋友进步方面,杨刚是一点也不吝惜气力的。我对人生远没有她那么严肃。在她眼中,我不是顽童,就是浪子。但是倘若没有结识她,我这一生弯路走得会更多的。在杨刚的一生中,她总是用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之火,用自己之心去照亮别人之心。

1932年底,结婚不久的杨刚到了上海,并于次年春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工作中,她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阿妮格丝·史沫特莱。1933年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埃德加·斯诺的邀请,杨刚重返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他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是较早被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新文学译本。杨刚以失名为笔名(用英文)写的短篇小说《日记拾遗》也收入其中,这篇小说是她短篇的代表作。1935年,小说译成中文后易名《肉刑》,发表在《国闻周报》上。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了由顾颉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据包贵思教授回忆,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她的作品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她就翻译了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名著《傲慢与偏见》,这是我国的第一个译本。后由名家吴宓作序,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初次发行,至1947年已发行第四版。文学创作是她所钟爱的,有时是专业,有时是业余,有时是刀枪剑戟,有时是与心灵对话的挚友,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后期。

在北平学习与工作期间,杨刚与包贵思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包贵思笃信宗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杨刚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包贵思的得意门生和朋友。萧乾感叹地说,这是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这种友谊,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50年代。杨刚向包贵思解释、阐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的观点,还为她用英文写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在包贵思面前,杨刚总是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从不回避她们彼此信仰上的分歧。杨刚的坦率、对事业的赤诚,深深感动了包贵思,并得到她的理解与同情。杨刚投身于艰苦、危险事业的勇敢献身精神,使得这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佩。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刚由于要离开即将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战,便把刚3岁的女儿郑光迪寄养在包贵思家里两年。期间,包贵思为孩子专门请了保姆,为她规定了严格的食谱,告诉她吃饭不要有声音……见人问好,进屋之前要先叩门……后来还把她送进燕京大学附属的幼儿园

当北平落入日军的魔掌时,杨刚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一气呵成了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

1939年夏天,杨刚到达香港,接替萧乾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当时,《大公报》副刊比较自由。杨刚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在《重申音诣》一文中,她高呼: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她的能力,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上得到充分体现。多年后,当年的同仁谈及此事还赞不绝口:这曾是一个很有分量也有众多读者的文艺副刊。她在报馆以外的活动多,也经常到外地采访。她可以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稿件编好,交给编辑部处理,她的对外活动既无忧无虑,而编辑部对文艺副刊也不必担心有脱期之虑。因而,可能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但你会依时看到文艺照常出版。

在香港期间,杨刚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一起,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杨刚的作品是一团烈火,让人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她得到了两个外号”——“浩烈之徒阳刚女杰。在香港,她还兼任过岭南大学教授,曾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一起,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

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成为日军攻击目标,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如茅盾、邹韬奋)隐蔽和撤退。在日军眼看就要占领香港的时候,她冒险将匈牙利籍国际友人伊斯梅尔·爱泼斯坦(后来的《中国建设》创刊人之一)带到朋友吴在东医生所在的医院,说服吴医生帮爱氏做了一个人工伤口,将爱氏乔装打扮成一位遇劫受伤的神父隐蔽在医院里(后安然脱离险境)。最后,杨刚才同部分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期间,她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还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不久,杨刚又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2年秋,她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一名澳大利亚籍记者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线与福建战区采访。沿途多风雨、泥泞,杨刚历尽坎坷,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以及前方军民舍身抗敌的热情和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飒飒秋风,为时不久的末日。后来,这些通讯文章结集为《东南行》出版。

1943年,杨刚辗转到达重庆,仍然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自领导下,杨刚以编辑和记者的身份,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语,才华横溢,议论风生,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的钦佩。从这时起到抗战结束,大凡到过中国的进步外国作家、记者、学者,以及同情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些美国外交官员,几乎没有不认识杨刚的。五

1943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国民党当地中央银行工作的郑侃不幸遇难。丈夫的离去,使杨刚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是,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去从事她的事业。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女儿郑光迪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后者。只有10岁的女儿十分依恋妈妈,但也只有流着泪,在机场送妈妈远行,为妈妈祝福。

在美期间,杨刚除了学习,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采访,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然后写成报道、通讯。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她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这个时期,她根据党的指示辛勤工作,写了一系列美国通讯刊登在重庆、上海的报刊上,这一篇篇通讯后来就集成小册子《美国札记》。在这些作品中,她从各种角度对美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作了极其精细的刻画,如进步人士所受的迫害和困苦,善良人民的哀怨;垄断大王们对政治的操纵与在民主自由名义下对人民的思想控制。通讯内容丰富,分析深刻,文字生动有力。刊登这些美国通讯的栏目,后来成为《大公报》驰名的专栏,吸引了许多读者。

在美期间,她还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她还参加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正在中国人的心里鼓荡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杨刚亦喜亦忧,作为一个新闻家,她清醒地分析、把握了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内战!她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向美国人宣传,揭露华盛顿当局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194593,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说实在的,我对战争的结束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国人民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统一应占第一位置,但不能一切都恢复原来的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从不承认我那些成亿的受压迫的同胞的存在。

针对美国政府口称支持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廉洁的政府而实质提供种种军援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这一事实,杨刚对美国政府进行了无情揭露。为此,她专门致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谴责美国的出尔反尔。现在,这封信还存放在美国独立城杜鲁门图书馆战后对华政策的档案中。

19489月,杨刚横跨太平洋抵达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根据党的指示,杨刚以极大的热情向《大公报》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工作,努力推动这家有相当影响的报纸走向新生。为了向当时的总经理胡政之与总编辑王芸生做工作,杨刚前往上海,住在王芸生家里。那时的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几家进步报纸都已被封闭,《大公报》也不断受到压力,胡政之、王芸生正陷于彷徨苦闷之中。杨刚此时对王芸生和胡政之的工作起了作用。10天之后,王芸生就有了行动,香港《大公报》反蒋拥共的态度日益鲜明。后来,萧乾把这件事称为香港《大公报》的一次起义,他本人也成为这次起义的功臣。萧乾记得,在他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时,是杨刚为他排除疑云、指点迷津的。六

1948年底,杨刚躲过特务的跟踪,进入华北解放区。她一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就把她介绍给了毛泽东,称她是我们党内少有的女干部。次年初,杨刚和女儿郑光迪团聚。那时,她正在参加筹备新政协,整天忙着开会、谈话,女儿总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而且总有一大桌子人。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不长。后来,郑光迪辛酸地回忆说:没有过多久,当我刚觉得口中叫出妈妈的声音不似开始时那样生疏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要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去工作了。那是平津战役胜利之后,杨刚担任了由天津《大公报》易名的天津《进步日报》副总编辑和党组书记。不久,她又随军南下进入上海,担任接管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

19499月,新中国开国前夕,将杨刚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凭着对于将要诞生的新中国事业的执著热爱,她穿梭于各位民主人士之间做工作。101,她幸福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时,杨刚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1950年,美国在朝鲜烧起战火,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中国。10月底,以笔杆子著称的杨刚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整个抗美援朝尤其是开城谈判期间,她都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工作:看不完的电报,审不完的报纸大样,写不完的文章——报纸社论、评论。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她才吃午饭(兼早饭),之后又开始工作,直到凌晨。当女儿准备上学的时候,她才上床。有人说,在中央领导下,周总理工作班子里有两杆,一是朝鲜战场那边的乔冠华,另一个就是这边的杨刚。

1954年,杨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此前后出任过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5年,为了加强党报的国际宣传以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总理提名将杨刚从中宣部调到人民日报社,担任主管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

杨刚对国际问题一向注意研究,入党以后一直同时做着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经过后来外交部、中宣部特别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锻炼,她已经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是和乔冠华、宦乡比肩的国际问题专家了。到人民日报社那年,杨刚已年届50岁。由于长年奔波劳碌,体质较差。但是,在工作上,她却无日无夜,生龙活虎。人们常常看到,杨刚上午早早就来到编辑部,到了深夜办公室还灯火通明。晚年,杨刚把自己的心血和精力都浇灌到党报的宣传工作中去了。她认为,党报国际宣传的头等任务,是把党的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声音迅速地传播到世界上去。因此,她用很大力气抓国际评论,要求对每件重大事件都要发表言论,而且要快、要准确,在文字上要力去陈词套语,用新鲜生动的思想和语言去表达。为了能够达到这种要求,她经常同评论人员一道讨论和分析国际局势,学习党的对外政策。每遇大事,她都要求随时进行专人专题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布置题目撰写评论和文章。重点稿件,她都与撰稿人一起逐句逐段修改。一篇本来不起眼的文章,她这里加一段,那里抹一段,或者修饰一下文辞,要么加强一下语气,不消一两个小时,就改得大为生色……

经过杨刚的一番调理,《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逐渐活跃了。每天版面上都有国际问题的议论,如社论、观察家评论、评论员文章、署名专论……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高度注意,西方有的通讯社和报刊甚至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署名专论当做中共高级官员的言论来看待。

但是,杨刚的努力持续了不到一年的工夫。在去北京机场的一次外事活动中,杨刚因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因疗效不佳,一直未能恢复正常。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与休养后,后遗症已使她不能再继续从事国际宣传,而改为主管《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

由于多年的工作性质,杨刚一直患有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烟抽得极凶,每天睡前都服用安眠药,而撞车的后遗症经常使她头痛难忍,服了安眠药仍彻夜无眠,无论如何治疗都不见好转。为党工作的强烈意识与极度无望的激烈冲突,使她离开了她为之奋斗的生活世界——195710月初,杨刚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多方寻找而不得。她心情更加沉重了。107,她突然离开了人间。当时,她只有52岁,唯一的亲人——女儿郑光迪还在苏联留学。

她去了,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无不为之惋惜,为之恸哭。在追悼会上,有同志用10个汉字、3个加号高度概括她的一生是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

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杨刚可谓著作等身:她留下了历史小说《公孙鞅》(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桓秀外传》(1941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散文集《沸腾的梦》(1939年,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抒情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194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通讯、报告文学集《东南行》(1943年,桂林文苑出版社)、《美国札记》(195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杨刚文集》(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1987年在上海《小说界》第四期上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挑战》和散见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散文、通讯、国际社评等。

80年代初,萧乾等人准备编一本文集纪念杨刚,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严文井的热情支持,经过两三年的辛勤工作,《杨刚文集》面世了。19839月,邓颖超欣然为《文集》题词:《杨刚文集》的出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刚同志的最好纪念。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党内一枝笔胡乔木还为《杨刚文集》作了《序》。在《序》中,胡乔木充分肯定了杨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她是中国文学界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见识的难得的作家。她不是大作家,不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有时也不太讲究修辞),也不算多产,但在她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的经常奔波劳碌的岁月中,能写出这样多方面的优秀的作品来,不能不使人敬佩。谁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么?谁要知道旧中国各种各样妇女的辛酸以及革命家的受难么?谁要知道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生活画面么?杨刚同志的诗、中短篇小说(历史小说《公孙鞅》除外)和散文会给你一份真实的答案。杨刚同志的小说是朴素的,但是有一种深入人心直到撕裂人心的力量。她的诗可能不够精炼,却是感情的燃烧。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其中的《此马非凡马》一文,私见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她的文学评论虽然写得不多,她的独到的见解也是人们所不应该忽略的。

1997107,是杨刚逝世40周年。当天,首都女记者协会举行了纪念座谈会,会上爱泼斯坦、萧乾、冯亦代、吴冷西等人在发言中,以才华横溢、思想新鲜活泼,学贯中西,对社会、文化和人生的思考敏锐透彻,一生追求真理与光明,清纯如莲,刚正不阿,高度评价了她。在书面发言中,萧乾感慨地说:倘若没有结识她,我这一生弯路走得会更多。忆起与杨刚、徐迟、袁水拍在香港从事革命文艺的日子,冯亦代幽默地说:那时,杨刚带着我们3个小弟弟。如果她还是带着我们,我们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吊儿郎当。我这个样子,她在世是会骂我的。
一些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杨刚的《美国札记》,一些报刊陆陆续续发表了新的纪念性文章,代表性文章有《人民日报》记者金凤采写的《刚烈的杨刚》。

有人曾说,杨刚太阳刚,做她的家人实在太苦了!在《桓秀外传》的《代序》里,杨刚也曾半是自况、半是感慨地说: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但是,女儿郑光迪仍然感受到强烈的母爱。在回忆文章中,她谈到自己和母亲的通信时,彻底原谅了妈妈:每一张纸都散发着强烈的爱,从第一行一直到最后一行。她称我为最亲爱的孩子,挂念我告诉她的每一件事,回答我提的每一个问题,按照她的世界观指导我对每一件大事、小事的认识,纠正我她察觉得出来的每一个偏差。我曾是妈妈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欢乐的一部分,而她却为了更重要的事而割舍了。她那割舍了的青春、美丽、才华、爱人、女儿、家……这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理想、追求,为了她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神圣的革命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亿万人民的幸福,她甘心舍弃了她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而把每一分钟都献给了革命工作和进步事业。

作者:苏振兰 夏明星 仙桃市委党史办公室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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