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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研成果 反“五风”运动在沔阳的开展 
反“五风”运动在沔阳的开展
来源: 发布时间:2014-12-31 10:58:00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接连发生的自然灾害,使沔阳农业受到严重破坏。1959年至1960年,粮、棉、油产量逐年递减。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迫使沔阳县各级干部反思“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认为造成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天灾,二是“人灾”,而且主要是“人灾”。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在总结过去4年工作时说:1959年进行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以“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生产上盲目追求高指标的浮夸风、干部强迫命令风、在生产上瞎指挥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作风(简称“五风”)为表现形式的“左”的错误在沔阳农村盛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中本来就不高的生产力水平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受到损害。
1960年7至8月间,沔阳县委派出三个调查组深入到各地进行“五风”问题的调查。调查表明,全县“五风”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县委决定纠正“五风”问题。8月25日,县委批转了《关于城关管理区的挖底报告》、《城关管理区为什么落后》、《关于八禾管理区三个生产队共产风问题的调查报告》三个调查报告,要求各公社立即成立专门班子,清理“共产风”等问题,并要求说明情况,按政策彻底兑现,将财物退赔给生产队和社员。
沔阳县委纠正“五风”的作法得到湖北省委的认同。省委根据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内实际,于8月28日制定下发《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其主要内容是:(1)切实贯彻人民公社“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的体制,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彻底清算处理一平二调的旧帐。(2)集中优势兵力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尽可能多地把劳动力送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3)切实搞好分配工作,使80%以上的社员收入逐年有所增加。(4)订好生产计划和严格执行“三包”奖赔制度。(5)坚持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6)确定小队权限。生产小队有因地种植、安排活路、支配劳动力和耕牛、开支小队所有部分的资金、经营少量副业等权利。(7)严格执行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政策。(8)关心群众生活,坚持劳逸结合。(9)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则下,允许社员适当经营个人自留地。(10)所有干部都不得包办代替、乱发号施令、乱指挥。9月24日,中央将这个文件逐条批注后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执行。
为使《十项措施》付诸实施,省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派往各进行宣传、落实。8月底,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率工作组到沔阳县,经与县委研究之后,决定选择通海口公社作为贯彻《十项措施》的试点。通海口公社是沔阳最大的公社。自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这个公社的“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虽然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理,成为全县乃至全省的一个典型。9月4日,王延春和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王玉珍、沔阳县委书记处书记姜作强,带领省、地、县工作队员400多人,进驻通海口公社,在公社和管理区设工作队,在生产队设工作组,在每个生产小队都安排1名工作队员。工作队(组)原原本本地宣讲省委《十项措施》,充分发动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反映问题。
根据工作队员的调查,通海口公社“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刮“共产风”、瞎指挥生产、购过头粮和没收自留地、强迫命令5个方面。
第一,“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各级都平调生产队的人、财、物。上自县、公社,下至管理区、生产大队,都到生产队搞一平二调,据统计,截至1960年8月,县级直属机关和派出机关在这里刮共产风的有41个单位,公社的25个直属企业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平调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什么都调。公社所在地通海口镇,借搞副食品自给、协作挂钩、发展社有企业等名义,大揩生产队的油水,侵占生产队的土地、劳力和机械。星红生产队仅土地就被占去550亩,其中通海口镇占去250亩菜地,公社红专队科研所占去130亩棉花地,并调走大米2700斤、柴草10万斤、各式车辆278部、小型农具438件、楼板60套、家具310件、房屋6栋,群众称他们为“蝗虫队”。通海口城关管理区在“有粮大家吃、有田大家种、有钱大家用、有屋大家住”的口号下,大刮“共产风”,1959年更是实行土地、粮食、资金一拉平,全区调出生产队的土地达9000亩、粮食20万斤、现金1万多元。除公社、管理区这两级外,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也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事情,搞一个运动,就刮一次。比如,搞木轨化,就拆房子、献木料;搞五有化,也是拆房子盖猪圈,盖了猪圈没有猪,又拉社员的猪;搞车子化,就砍光社员的树;搞大协作,就乱调人,乱吃饭,乱拿工具。据统计,仅1960年,通海口公社共乱调劳动力349个,土地8020亩,房屋1512栋,资金(包括分配未兑现)53万元,粮食53万斤,农具35040件,耕牛84头,木料等84万斤,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6件。
第二,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通海口公社的干部怕权力下放后自己没有事干,因而采取被群众称之为“电气化”的工作方法,就是靠打电话来指挥生产。公社统一排活,一道命令,全公社社员都得服从调动,不管这件事干完没有,都要转去干新的。于是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在同一块田里,往往有半截苗一尺高,另半截苗低三寸;有半截插上秧,有半截没插上。群众称此领导方法为“一刀切”。晚上,见天欲下雨,电话会上布置明天插秧。清早起来,天却睛了,紧急召开的电话会又布置打麦子,社员丢下秧苗,刚来到场上,又接到第三次调动的命令:“土地晒干了,应该除草灭茬”。对此,群众称此领导方法为“孙猴子”的七十二变。活干完了,新的命令没有下来,社员催干部,干部说:“别慌,待我去打电话问问”。有时候,电话失灵,一等半天。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一夜化”、“一样化”、“驴推磨”等种种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1958年秋种,有些地方为了追求小麦播种“一样化”,竟不惜种了又翻,翻了再种,直到第三次种下去,已经是腊月28日。
第三,浮夸风盛行,卖过头粮。例如,洲岭生产队1959年粮食总产59万斤,需要口粮60万斤,种子5万斤,本来还有6万斤的缺口需要国家供应,但是公社为了显示“大跃进”,反而要这个生产队卖粮18.5万斤。后来这个生产队的口粮、种子又得找国家补购23.9万斤。1960年,这个生产队又把种子全部卖光,秋种的麦种一粒也没有。像这种“挑柴卖了买柴烧”的现象,在其他生产队也比较普遍,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往往由于严重缺粮就抢夺社员的小杂粮,甚至蔬菜。群众对此怨声载道。
第四,没收自留地。有的生产队一连几次缩减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种得好好的,一声命令,连地带菜都没收。中央和省委都规定,每户自留地可以有三分到五分,但是基层却“一刀切”,一律不超过两分或三分,纵然是三分半,也要把半分切出来,归小队,可是小队又不种,情愿荒着。
第五,强迫命令现象严重。干部对不同意见者和不服从调动者动辄喝斥,甚至捆绑、吊打,使干群关系严重对立。
以上这些现象带来严重后果。一是严重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如碾盘生产队死亡耕牛18头,拆毁房子70栋,丢失与损坏船37只、水车54部、手推运输车300部、牛车12部、家具10870件,共计损失81450万元,平均每人损失49元。七红生产队颇有知名度的莲花池1958年被收归社有,队里320亩藕田1959年又被管理区“充公”。小队见此情况,赶忙把耕牛卖了,将农具、家具也烧了不少,74只船丢失48只,剩下的26只有22只是破烂的。看到生产队倾家荡产,许多群众想外逃自谋生路。全公社农具损失严重,计船损失32%、犁23%、耙24%、卜磙18%、水车17%。据统计,“共产风”中所拆毁的房屋、死亡的耕牛、损坏的家具、农具这几项,按人口平均,有的生产队平均每人要损失50元,有的生产队则达到100多元,这个损失相当于一至两年的分配收入。二是生产大幅度萎缩,通海口公社、各个管理区和绝大多数生产队,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同1957年、1958年相比,总收入、粮食总产一般减少20%、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有些富队变成穷队,特别是过去的工作重点队,“共产风”刮的更大,损失也更大。据统计,通海口公社的粮食单产,1958年是352斤,1959年是311斤,1960年预计只有297斤;棉花皮棉单产,1958年是74斤,1959年是60斤,1960年预计只有40斤;油料总产,1958年是11万担,1959年是7.8万担,1960年预计只有6.9万担。三是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洲岭生产队1958年总收入是16.5万元,每人平均117元,1959年总收入是10.4万元,每人平均73元,1960年预计总收入只有9.9万元,每人平均只有70元。王河生产队的社员平均收入,1957年是112元,1959年是97元,1960年预计只有44元。四是党群、干群关系恶化,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加深,骂“共产风”是“臭炮”,骂干部是“臭虫”。
针对上述情况,工作队采取5方面的措施:一是领导下决心。首先是省、地、县三级下决心,这三级对公社以下的“一平二调”首先兑现、彻底兑现。沔阳县委下决心,将县一级该退赔的钱、物全部退赔,一刀切断,不留尾巴。公社这一级决心比较难下,原因是公社调的最多,怕“脱裤子”。工作队对公社干部随时整风,让他们到群众运动中受教育,公社最终下决心全部退赔。公社这一级全部退赔后,生产队得了兑现,不得不向小队和社员兑现。(2)采取“两头挤”的办法。即放手发动群众,由领导带着群众去要帐。工作队进村后,抓住各个生产队突出的、最使群众伤心的、在群众看来是无法解决的一两件事,立即处理兑现,以兑现作宣传,以兑现表达领导的决心,从而把群众调动起来。星红生产队展开工作的第二天,县委书记和工作组就带着队干部、贫农代表,将被各单位“侵占”的550亩地要回来,将被供销社调去的船要回来,将被没收的自留地也物归原主。这几个兑现行动,极其有效地调动了群众,也教育了刮“共产风”的单位。三是把兑现抓到底。问题全面暴露以后,就采取集中处理、集中兑现的办法。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均成立兑现办公室或小组,负责核帐和兑现。公社向生产队兑现时,以管理区为单位召开兑现大会,生产队和小队都派代表参加,公社干部在会上作检讨,保证今后不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仅仅十多天的时间,全公社就基本解决问题,不该调的劳动力全部退回;被占去的8000多亩土地,除少数用作基本建设按价付款外,全部归队;占用、拆毁的房屋退还大部分,尚缺一部分等秋种后修建;调整和分配遗留解决84%;粮食、农具、耕牛、家具、材料等,物在者全部清退,原物不在共折价40万元兑现。此外,群众反映强烈的粮食问题和自留地问题也得到很好的解决。四是明确划分界限。在处理国家与集体、大集体与小集体、集体与个人等各种经济关系,处理生产队、小队分权问题时,严格划清界限,从根本上杜绝“共产风”。五是和生产扭在一起。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生产,用边整边改的实际效果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由于政策兑现,该公社出现出勤高潮,出勤率由原来的60-70%上升到100%;出现工效高潮,过去需要两三天干完的活,整改后一天就干完了;出现开荒高潮:整改10余天中,在主要劳动力上堤防汛后,家里的妇女和半劳动力开垦小块荒地达3800亩;种菜、公物还家和修理也出现高潮:自留地种上了蔬菜,丢失的农具被找回来了,损坏的农具、家具、房屋开始进行修理。
经过省委工作队十余天的努力,通海口公社“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得到初步解决。9月18日,王延春向省委撰写《沔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省委认为通海口公社的试点经验很好,应予推广,于9月21日将王延春的报告批转全省。9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湖北视察,省委领导向李先念汇报通海口的做法,并面呈王延春的报告,得到李先念的肯定。李先念回京后,随即向毛泽东汇报通海口公社的情况,并转呈王延春的报告。
毛泽东十分重视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的经验。10月10日,他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与有关人员讨论后,为中共中央草拟份量很重的批语,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10月12日,毛泽东批发这份文件。为了引起各级党委重视,还特地在“中共中央文件”红头下面加写上“重要文件”四个大字。这种行文格式,在党的行文史上是极其少见的,可见毛泽东重视的程度。为了能让基层和社员群众直接听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声音,了解中央的意图和决心,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先后通知各县,要各地仿照中央文件的格式翻印,一直下发到生产队。
《指示》一开始就指出:“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批转的两个文件极好。中央要求省级、地级、县级和公社级党委,要求生产队的全体干部和下放在农村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极严肃地、认真地研究这两个报告”。《指示》强调:“从1958年冬以来,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因为这种‘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和农业生产力。但是,从湖北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的例子看来,这个问题在不少地方至今没有解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加上某些浮夸、强迫命令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使干部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使这类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损害。这种严重情况必须大力改变,绝对不能允许再拖延下去。如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的事实所证明的,一经整顿之后,群众的生产情绪不仅马上扭转,并且出现了生产的高潮”。指示强调:“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解决这类生产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就会大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参照通海口公社、城门公社的整顿方法,首先派遣负责的得力的工作组到几个问题多的公社,进行切实的工作,使自已取得具体的经验,然后继续从不同公社的不同情况,对上述两个根本性的问题[1]作全面的彻底的解决。各省部署如何,请尽快报告中央。”
11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12条),对彻底纠正“共产风”和一些紧迫问题作出政策规定。中央指示下发后,各省市区党委闻风而动,立即深入农村试点,取得经验后,召开各种动员会,认真部署反“共产风”运动。自此,全国范围的反“共产风”运动由点到面全面展开。
正当全国反“共产风”运动普遍展开的时候,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落实湖北省委《十项政策》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整个公社的面貌发生可喜的变化:一是在纠正“共产风”之后,群众消除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对党的政策更加信任,精神面貌大为改善,普遍树立兴家立业的思想,劳动出勤率一般比过去增加20%,工效提高30%,生产自觉性大为提高;人人关心生产、爱护公物,耕牛、农具到处乱丢乱放的现象全没有了,以社为家的思想愈来愈深入人心。二是干部作风显著转变,强迫命令、主观主义瞎指挥有很大改善,干部的政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三是生产出现高潮。当年秋种面积比上年扩大40%,播种质量比上年好,季节比去年提早半个月,做到适时播种;各小队大力开荒3000多亩,其中大部分种上作物。四是群众生活面貌大为改观。蔬菜种植面积由政策兑现前的23890亩增加到兑现后的36210亩;大部分食堂由“三稀”变成“一干二稀”;修整房屋9000多栋,占损坏的90%以上。
自11月11日开始,湖北省委为了贯彻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会上,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介绍第一批试点贯彻政策的经验和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十大变化。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认为沔阳的材料很好,于12日以个人名义将沔阳材料报送给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1月15日将《王任重同志的报告》、《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三个材料批发全党,并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起草对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党委的党内指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这是中央正式文件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提出“五风”问题,在以前的各种提法从此归于统一。毛泽东在这份党内指示中还提出“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的重要领导方法,指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把局面扭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由于毛泽东再次大力推广沔阳反“五风”经验,并亲自领导这场运动,全国的反“五风”运动开始形成气候。沔阳反“五风”的经验与作法,为毛泽东下决心纠正全国农村中“左”的错误提供了决策依据,为全国的反“五风”运动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推动作用。
在全国开展反“五风”运动的时候,1960年12月20日,王延春、王玉珍又组织省、地、县工作队1200多人,第二次进驻通海口,进一步清理“五风”问题,推动全县反“五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到1961年1月底,沔阳的反“五风”运动基本结束。全县退赔占用的房屋2592栋、各种机械84台、大中小农具43861件、砖瓦900多万块、骡马476头、牲猪16727头、家禽4378只、粮食82000万斤,赔偿金额4330724元,退赔率达90%。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好转,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1960年冬的反“五风”,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有成效的纠“左”,它对于克服当时的困难并扭转被动局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到1961年,全国农村中愈演愈烈的“五风”现象基本被煞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较快恢复。但这次反“五风”运动仍有它的局限性和纠正“左”的错误的不彻底性。特别是在对待基层干部问题上,仍延续了过去“左”的作法。运动中,工作组把责任转嫁在基层干部身上,对他们进行错误批判,有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直到后来,沔阳县委主动出来承担责任,才使这一批基层干部得到解脱。

[1] 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指示中有解释,一是关于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这是通海口公社所反映的问题;二是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这是城门公社所反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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